对话余永定：不能再指望用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通胀率可从2%提高到3%

搜狐智库《师说》经济学大咖系列访谈 第5期

本期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我们原来认为，金融危机会带来经济增速的V型反弹，然后增速有所下滑，最后呈现出L型平稳增长。但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跌，我们不知道经济增速何时停止下滑。这种情况导致市场悲观情绪的上升，而悲观情绪是可以自我实现的。所以我们必须扭转这种下滑趋势，201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提上来。”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接受搜狐智库访谈时说道，“无论如何应该要高于2018年的增速。”余永定指出，中国经济短期内的重要任务是让经济增速稳定在一个可持续的水平上，否则长期的改革任务就无从谈起。

房地产作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余永定认为，如果制造业投资不会因某种原因快速增长，在保证房地产投资不会急剧下跌的前提下，应降低房地产在总投资中的比例，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

因此，他建议我国应实施财政、货币双扩张的政策：财政政策不必拘泥于3%的赤字率，但同时要避免将资金投向无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此他建议，国债应成为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也不必拘泥于60%的国债对GDP比，应主要由中央政府发行国债与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为基础设施投资筹资。

此外，余永定还认为，我国的CPI增速仅在2%左右，PPI仅有0.9％。通货膨胀率虽然有利于居民消费，但不利于企业盈利。适度提高通货膨胀率，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降低我国的实际杠杆率。

由于目前我国的国债收益率较低，才在3%左右。余永定指出，如果将通货膨胀率提高至3%，国债的实际收益率将接近于0，这就大大减少了政府的债务负担，扩大了我国发行国债的空间。

搜狐智库：你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让经济增速稳定在可持续的水平上，同时需要调低房地产的投资增速。但房地产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如何能做到削减房地产投资增速与维持经济增速稳定并行不悖？

余永定：我的观点是，现在首先要防止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滑。中国过去40年的经验证明，得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否则许多麻烦都会不断冒出来。经济增速的下滑，增加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稳定经济增长和推进改革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中国经济结构中，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太高，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太高，这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这应该是从2003年开始的，当年我们把它确定为支柱产业。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房地产是个重要产业，但不应该作为支柱产业。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主要依靠制造业、创新产业，房地产投资本身并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效率和科学技术水平。制造业投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房地产投资一般而言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房地产投资创造出的房产存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存量。你生产出一部机器，它可以再生产一部机器，你盖一栋房子，它不能再生出一个房子来。

房地产投资是完全必要的，是满足中国居民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需要的重要方面，但现在的情况是太过了。你走遍全世界，都非常直观地感到，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

拿中国随便一个三线城市都可以跟欧洲一个中等城市相比，在舟山群岛上的建筑都要超过欧洲的一个中等城市，这说明我们在资源配置上有问题。

我们应该逐步降低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这叫经济结构调整，但从短期来讲，房地产投资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所以又不能让房地产投资一下子下去，这是一个矛盾。

我的意思是，希望相对于其他比如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增速，今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要慢一些，房地产投资自然就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就下来了。

我们不能指望在2019年用房地产投资来带动国家的经济增长。那怎么办？只好看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主要靠市场，虽然政府也能发挥相当作用，但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内在规律。不是想要制造业投资增长，它就增长，所以政府唯一能做的是基建投资。

因为基建投资的性质是公共产品，商业收益是很低的，私人投资不愿意做。这本身又是我们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从长期来看，没有基础设施就没有国家的经济增长，从短期来看，我们需要稳定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应该是我们的主要抓手。

当然，基础设施并不仅仅是铁路、公路、港口。它不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还包括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不但包括物理和网络意义上的硬件基础设施，还包括医疗、教育等软件基础设施。

搜狐智库：2019年我国GDP增速应稳定在什么水平上是合适的？

余永定：这很难给一个具体数字，但无论如何应该要高于2018年的增速，我希望是6.5以上。但大家对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似乎不够有信心。民间研究的数字都比较悲观。

大家感觉2018年的经济增长应该比2017年有较明显下降。实际上，201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稍有好转，但基本上延续了从2010年第一季度后的持续直线下跌趋势。不少人认为2018年经济增速可能是6，甚至更低一些。

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现象：最近一段时间，就业也开始出现问题，裁员的现象似乎比较普遍。所以尽管我们难以判断2018年经济增长的确切数字是多少，我们应该争取在2019年把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提上来。

我们原来认为，金融危机会带来经济增速的V型反弹，然后增速有所下滑，最后呈L型平稳增长。但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跌，我们不知道经济增速才能停止下滑。

这种情况导致市场悲观情绪的上升。而悲观情绪是可以自我实现的。所以我们必须扭转这种下滑趋势，201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提上来。

搜狐智库：当前基建投资的效益非常低，基建投资规模过大会成为经济的“灰犀牛”吗？

余永定：这里有个误区。我刚才讲了，公共产品基础设施的效率不能这么来衡量。盖一座灯塔有投资，但能有多少收益？可能一分钱收益都没有。大家都借灯塔的光了，但是没人付钱，从挣钱这个角度来看，效益是零，但它救了多少商船，避免了多少海难？

得用长期效益的经济效益来衡量它，因为它是公共产品，有外溢作用，所以是很难用钱来衡量的。

像灯塔这样的公共设施是很多的，不能用简单的短期回报率来衡量，当然也必须反对盖许多完全没必要的形象工程，那就确实是无效，这就需要政府加以干预，需要老百姓监督，需要媒体监督。

我们很多所谓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官僚主义的缺陷，就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浪费。总之，我们不能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过于强调短期商业收益和低效浪费两种倾向都要反对。

搜狐智库：如果今年的经济增速要稳定在可持续的水平，甚至要高于2018年的经济增速，那我们必须要实施哪些方面的改革措施？

余永定：2019年要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从经济学分析来讲，第一，要考虑201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到底是多少。如果潜力只有5%，你非让它增长6%，这就会造成通货膨胀。第二，要分析现在是供不应求还是供大于求，判断这个最基本的方式要看通货膨胀。

如果增加了有效需求后，经济成功实现增长，而通货膨胀依然停留在可接受的水平，那就说明这是可实现的增长。从现在看来，我们的通货膨胀水平是比较低的，在2%左右，同时PPI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我们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就要增加有效需求，包括进出口、消费、政府开支。

由于目前经济形势不好，市场悲观情绪较重，私人企业不太愿意投资，出口又受中美贸易摩擦和世界经济形势影响，比较难控制，因此比较容易掌控的就是基础设施投资。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基础设施投资会带动经济增长，对消费有挤入效应，而不是挤出效应。政府出资把主要赔钱的事都干了，那么很多私人企业就看到了机会，投资积极性也就带动起来了。

解决经济增长下滑的问题后，光靠基建投资肯定还不行，因为经济体制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不改革，不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私人投资是起不来的，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不要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短期的宏观调控对立起来，这两个并不相矛盾，它们是并行不悖、互相促进的关系。

搜狐智库：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价格水平常年偏高，降低价格水平有利于市场竞争，促使经济“出清”。你认为当前我国还需要通胀，也是出于短期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需要？

余永定：不是中国需要通胀，首先中国的通胀水平在2%左右。根据各国的经验，通胀都存在高估通胀水平的问题，现在这个数字是2%，但实际上就发展中国家来讲，一般要低于2%，可能是零，甚至为负。

因为在价格统计中，往往忽视质量的改进。比如两件商品表面上是一样的商品，过去卖一百块钱，现在还卖一百块钱，但现在该商品实际上在质量上改进了，就功能来讲，可能等于过去1.5-2个商品，但价格仍是一样的。这就等于是通货收缩了。

如果现在通货膨胀水平是5-6%，那的确就是高了。但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只有2％，PPI甚至可能会出现负增长，这就留给我们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空间。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通货膨胀问题，而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如果通货膨胀率高一些，就意味着企业的盈利环境变好，物价下跌对于消费者来讲是好的，但消费者的钱也是从就业的企业中来的。企业卖不出产品去，企业哪能给你提高工资？所以必须平衡这两点。

物价水平的上扬应是有利于企业盈利的，从而有利于工资收入的增长。在中国，通货膨胀是一个贬义词，实际上inflation是一个中性词。

我们需要一定的通货膨胀水平，而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杠杆率较高，大家不是害怕杠杆率高吗？通货膨胀水平提高，实际杠杆率就会下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对我国的金融稳定有好处，对实体经济也有促进作用。

通货膨胀只要能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实际上就没有太大害处。当然，我们要防止过高的通货膨胀率，特别是防止通货膨胀率不断加速增长。我觉得3%的通货膨胀率对中国来讲是比较理想的，甚至可以更高一些。

搜狐智库：你为什么认为当前的财政政策不应该拘泥于3%的赤字率？

余永定：3%本身这个指标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这是欧洲建立欧盟时德国提出的一个建议，可能是因为害怕有的国家财政不负责任，乱花钱，才设立了3%的财政赤字比和60%的债务占GDP的比，并没有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而且在现实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遵守这个界限。

没有必要以这些界限来束缚我们的行动，如果经济增长需要，同时这些约束条件我们可以克服，就可以说我们依然有政策空间可以打破3%。

在这基础上来总结2009年的经验教训。采取扩张性政策时，主要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但要考虑融资的问题。2009年是中央政府的额外财政开支是1.8万亿，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等方式向银行借了7万多亿。

我认为应该由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出资，如果税收不够就发国债，那么国债融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是应发挥重要作用的。

发展国债市场，对于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非常重要的。谈了半天金融市场发展，如果国债市场不做深，不做大，我国的金融市场就没法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提出，要建立一条收益率曲线，如果没有一个大的国债市场，这个收益率曲线是建立不起来的。

中央政府过去不愿意花钱，地方政府又不能发债，怎么办？只能通过融资平台向银行借钱，这种方法的缺陷是很多的。咱们现在应该接受教训，但接受教训的结果是什么？把平台都关了，不搞基础设施投资，那也是不行的。

我认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主要还应靠政府发债的方式，特别是中央政府发债的方式。国债发行的限制条件是利息率。

应该说，目前我国国债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3.2%左右，通货膨胀率才2%多，实际利息率也就约1%。刚才我讲了，通货膨胀率可以再高一点，达到3%，那么国债收益率就接近0了。只要收益率低，国债实际上的发行空间是很大的，所以中国经济现在还有潜力可挖。

这里存在地方和中央的配合问题。中央不能包办一切。在许多情况下，得由地方来报项目，由地方执行，这时中央融资就得和地方融资加以某种衔接，国外是有这种经验的。

很多基础设施是全国性的，这种主要还是由中央发债，而地方性的基础设施主要需由地方发债，但尽管是由地方发债，但也需由中央来统一调动，双方都各出一部分钱，这样可以把双方的积极性捆绑在一起。

要防止道德风险，如果钱都由中央出，各地就争项目。防止重复建设、恶性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发行国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发行国债和地方债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我们的财政和金融专家认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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